在最近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专门有“版权服务站”；书展上也签下了多笔版权订单。据报道，书展期间，中海内地出版参展团共签署版权输出3553项，其中合同2417项、意向1136项。又及，11月17日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专家评审会，对112家出版社提交的311个项目进行初评。该工程包括“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和“中国文学名著系列”两大系列。
就在这个时候，闻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去世了。
这些事看似风马不接，其实前后联系关系。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杨老先生这样的人物。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中译英领域里，就比如中国两弹一星事业里的钱学森。杨戴二老，或许抵得上311个送评项目两大系列工程。
严格说来，文化推广并不能按照工程思维按部就班招标投标这么办。不然，只会产生豆腐渣文化工程。在“版权交易”的诸多新闻中，有些人对版权输出交易的“丰收”沾沾自喜。可这些交易卖的不是打着Made in China标志，交给货运公司就可以完事的有形产品。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这些文化产品走出去所需的人肉桥梁——翻译。
如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在《人民日报》撰文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翻译，谈中国文化走出去，谈进步软实力就是句废话。”根据黄先生的说法，中国真正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人才的匮乏将导致文化上的“逆差”。
通常情况下，从A语言到B语言的翻译，通常是由以B语言为母语的人士来做，好比英文作品翻译为中文，则由中国人翻译的情况居多，翻译成英文，则由以英文为母语的人士来翻译居多。但是黄先生感触，找不到合适的外国人来担当此任务，汉学家则产量有限，那么良多中译英的任务，终极仍是由中国人自己去译。
“自己去译”这种做法，假如有合适人选，那天然无可厚非。但是我相信宁缺毋滥。宁可别翻出去丢人，也不要凑合着给瞎翻出去。汉学家葛汉文曾说过一段故事，说有一个留美的中国博士生翻译了贾平凹的《废都》，可惜那留学生水平太差，翻译出来的东西“是一堆文字垃圾。(葛汉文语)”，故而《废都》翻译成英文后，再次被废了一次。
那么，在杨宪益和戴乃迭这样珠联璧合的翻译大才之后，谁能担当文化输出大任呢？在对外文化输出中，人们看重的是人，而不是一个出版社，一个项目，一个国家的宏大工程。由于落到最后，我们的计量单位是一本本的书，一段一段的文字，这是译匠们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
但是译介的重磅人物可遇不可求。如今国外的人了解中国，就我所知，人们仍是看林语堂、钱钟书等真正跨文化大家的作品，和杨宪益、许渊冲等巨匠的译作。不久前，我看到一位嫁到中国的洋媳妇博客，她先容说，她回到美国之后，如饥似渴地寻找所有赛珍珠的小说。这个小小的细节，或许是一个警告：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人嫁给了中国人，居然还要看20世纪早期的作品来了解中国呢？本日中国，岂非就没人能很好地先容当今的中国了吗？这个细节，说明在了解中国的时候，这位洋媳妇找不到比赛珍珠更好的文化桥梁。
在巨匠逐个去世后，谁可以担负起他们曾经有过的角色呢？仍是我们眼前只剩下断桥残雪？或许这些人物在成长之中，那就等他们慢慢长好了。或许他们不外早抛头露面也是好事，省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过度催熟，终极“泯然世人矣”。或许，巨匠时代过去了，中国需要的，是给作为一个行业的翻译，提供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这可能比搞一些国家文化工程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