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钱学森去世后，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老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翻译了整个中国”的翻译家杨宪益驾鹤西去，实在也应该留下一个“杨宪益之问”。然而，好像没有。
杨宪益仙逝不久，一家报纸对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首届翻译系学生进行了职业意愿调查，结果竟无一人将文学翻译列为“职业首选”。闻名高校尚且如斯，其余不难想见。杨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不知会否有“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有志于文学翻译的人才”之问？
翻译专业的学生不愿以文学翻译为职业，一是担心“养不活自己”，二是畏惧文学翻译之难。文学翻译之难，是客观的。不是在技术上把握了几门语言，就能做好文学翻译。假如连鲁迅、司马迁的文章都没看过或看不懂，怎么可能向国外正确地先容他们的作品？实在，也不仅文学翻译是如斯。倘若对古代典籍和现代历史茫然无知，则只好在回译中闹笑话，把孟子译为“门修斯”，将蒋介石判为“常凯申”。我常认为，一个人假如没有相应的学养，哪怕外语学得再好，也不要去做相关文字翻译工作，免得误人后辈。看现在一些移译的学术著作，每每不知所云，难以卒读，几乎要使读者怀疑自己的智商。实在，未必是外国人写得不通，也未必是读者水平不够，很可能是作为沟通二者之桥梁的翻译者，在以其昏昏使人更昏昏。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跨越语言障碍，更不是所有人都能跨越所有语言障碍，因此，专业的翻译，特别是文学和学术翻译，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文明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环。文学翻译的意义如斯重大，为什么不愿以其为职业取向呢？翻译客观的难，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所谓“养不活自己”。好比，搞文学翻译，报酬一般是千字五六十元，且耗时费力；而做商务翻译，轻轻松松，千字却能达三百元。两比拟较，天然是做商务翻译更合算。用现实经济利益的尺子来衡量，大学生不以文学翻译为职业首选，可谓理性的选择。
不外，千字五六十元的收入，是不是就“养不活自己”，也要看对所谓“养活”尺度的自我预期。如果甘于清苦，“养活”当不是题目；假如要体面风光，则不免于穷愁之困。杨宪益曾翻译鲁迅的作品，为鲁迅赢得世界声誉作出过贡献。实在，鲁迅也是翻译家，甚至可以说首先是个翻译家。他早期的译著《域外小说集》，因版本的缘故，前几年拍出近30万元的价格，而最初出版之时，不外卖出四十几本。若是以翻译作为养活自己的手段，以鲁迅之智，断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他一生不懈地向国民先容“弱小民族文学”，自有其深沉而博大的理想抱负为基本推力。
翻译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太热闹反而未必是好事。但文学翻译成为大学生职业的“零首选”，从中也不难见出理想情怀的失踪。对翻译不怀抱理想的人，一定受不了青灯黄卷的寂寞，也一定禁不住物质糊口的诱惑。日本近代杰出思惟家福泽谕吉说，人们可以一面碾米一面求学，人的食品，并不限于西餐，吃麦饭，喝豆酱汤，也是可以学习文明事物的。他又以为，与其很早就挣钱使用以求小康，却不如勤学节约以待大成，这样学问亦可期赅博。福泽谕吉的劝学思惟，同样合用于文学翻译事业。但现在看上去，好像是G口的现实，往往扑灭了文学翻译的理想。如斯一来，外语之用就将以工具性价值始，且将以工具性价值终，难认为文化增值。
以中国之大、人才之众，应该不缺乏文学翻译的种子，缺乏的也许是发现的眼睛。虽说翻译的种子或许更相宜在寂寞的环境中寂寞地生长，排除干扰是必要的，但毕竟也不能少了搀扶而任其自生自灭。既然文学翻译承担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大使命，其价值自不待言，则文学翻译的薪酬，又有什么理由沿袭二十年前的尺度？既然文学翻译有利于增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那么国家气力在其间又施展了多大作用？唐代高僧玄奘能成就其译经伟业，虽然与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但若没有国家气力的持续支持同样是无法想象的。有人不愿坐文学翻译的冷板凳，怎样抱怨也没有用；但假如发现有人愿坐，也坐得住，就不应该让他就那么一直冷下去。
